Triple

　　6月1日，西安市北關新村改造工地。村中的石獅仍堅守在原地，它身旁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，不知還認識一起褐藻醣膠生活過的村民不本報記者 閆文青 攝

　　9月12日，西安市楊家村。這是位於南郊的城中村，居住著很多外來人口，不寬的街信用貸款道，密集的商鋪，擁擠的人流，常有人搬進來，也常有人搬走本報記者 湯繼穎 攝
　　文化和村落是一種共生關係，中國傳統的農耕文化最末梢的根脈在底層村落，不僅是農村，還在城市與村落雜合的狀態里，“末梢里有大量的文化信息，不加保護，現代城市文明就會使其加速消褐藻醣膠失”。
　　村子沒了，生活方式、思想觀念卻還保留著濃厚的農民特征，“拆了老村，上了新樓，變成居民，就不是農民了麽機車借款？”
　　“躺在停屍床上的村子已經沒有一點熱乎氣了，能拆的，正在拆，或者早已經拆平了，七隊澎湖民宿、四隊、五隊，都放平了。剛開始的星星點點，現在已經連成片了……我的家園故土啊……”
　　這段淡淡愁緒的文字來自於一個名為“老村拆遷紀實”的新浪博客。2013年4月起，短短幾個月時間，西安南郊千年曆史的某個城中村呼啦啦一下拆平了。有人在網上註冊了博客，記錄這場改變，並給自己起了個網名——“老村入殮師”。“我已經把我長了幾十年的家賣了，”“入殮師”在博客里悲戚戚地寫道，“別了！那一院房連磚帶瓦帶院子，還包括在這地方生活幾十年的一兩萬個日子，以及在這些日子里的哭著哭著又笑了，當然也包括流過的汗水、鼻涕和涎水，發家致富出人頭地的信心和決心，吃虧上當、打掉牙和血吞的膽氣和硬氣，夢，還有坐在自己院子里吹過面頰的風……”
　　這些文字所表達的情緒，如果不是有親身經歷，旁人很難理解，在農村祖祖輩輩生活的人們即將失去什麼。
　　拆了老村，上了新樓，變成居民，就不是農民了麽?
　　在這名博主的記憶里，被城市日益包圍起來的村子，曾是那樣美好。街巷並不整齊劃一，卻有天然的景緻。鄉鄰你來我往，東家尋根蔥、西家借瓣蒜，過去融洽得像一家人。雖說村裡路不寬人不富，但到底是自己的家園。而今村子拆了，村民們心裡像貓抓了一樣瞀亂，轟然四散，蠅子一樣胡跑，沒了著落。曾任西安市未央區城改辦主任的周喆，從小生活在漢城街辦龐馬村，這也是個城中村。他回憶說，村子過去是很漂亮的，“村口路兩邊都是柳樹，遠遠看到隨風搖擺的柳枝，身心一下就都放鬆了。”那時，戶戶門前都有小院，栽樹種花，尋常巷陌，一派田園風光。後來家家掙了錢就蓋樓，越蓋越高，“握手樓”、“接吻樓”，見怪不怪。
　　再後來，城市如攤大餅一樣蔓延，開始有城中村被拆遷改造，慢慢向越來越多的城中村逼近。越是風傳要拆，暫時留存的城中村越是加緊蓋樓，村子原有的風貌變成鋼筋水泥，灰濛蒙一片，醜陋無比。小小的天井只有巴掌大一塊天，天氣好的話，才能見到“一米陽光”。而外來人口涌入城市，最先進入的正是房租低廉的村子，這讓城中村越發喧鬧，一時成了髒亂差的代名詞。
　　官方的城中村改造辦網站這樣描述城中村的諸多問題：“建築密度大，基礎設施薄弱，環境衛生臟、亂、差，特別是抗震、消防安全和治安隱患突出，影響了城市功能的發揮和城市空間資源的配置。實施城中村改造，已成為改善群眾居住條件、提高群眾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，成為改善城市形象、提升城市品位的迫切需要，成為當前擴內需、保增長、保民生的客觀要求。”
　　這樣的高度和定位，使得城中村的消失不能簡單說是個壞事，或是個好事，反正不可避免不可阻擋。
　　只是，“拆遷把一村人拆生分了，把親兄弟姊妹也都拆生分了，幾十年維繫的親情鄉情，也都被弄髒了。”博主“入殮師”無可奈何嘆息著，繼而代村民們發出更為深刻的追問：城中村沒了，生活方式、思想觀念卻還保留著濃厚的農民特征，“農民觀念咋轉變？拆了老村，上了新樓，變成居民，就不是農民了麽？”
　　“城中村從都市消失了，流淌在血液里的因子怎麼提升？”
　　45歲的攝影師趙利文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拍世俗西安，最初鏡頭就對準了城中村。
　　當時他還是唐城賓館的服務員，租住在對面的吉祥村，一間30平米的房子租金不到30元，住了兩三年。他給當時的鄰居們拍過很多照片，簡陋的室內陳設，擋不住那個年代的精神氣質——留著飛機頭，彈著吉他，身後是鄧麗君的大幅招貼畫。上世紀九十年代時，趙利文繼續住著城中村，他給妻子拍過曬被子的場面：背景是高樓林立，三五層高的民房、狹窄的樓廊，晾著衣服，堆著鍋碗瓢盆。這些年，他始終不間斷地拍攝，開始騎個自行車，後來換了電動車，挨個村子鑽著拍。
　　觀音廟、羅家寨、三爻村、郝家村、潘家莊、紅光村、長延堡、二府莊、丁白村……西安城的東南西北都讓趙利文跑遍了，拍了幾十個城中村。最多時，某個村子去拍了20多次。
　　十月下旬，記者找到趙利文時，他剛挎著相機從楊家村拍回來。“快啊，一個月就拆完了！拍一個，消失一個，有的暫時沒拆，遲早也要拆沒了。”這讓他每每有跟時間賽跑的感觸。
　　正因為在城中村生活過，又拍了這麼多年，趙利文始終覺得城中村是個獨具人間煙火氣的江湖，“啥人都有，熱鬧非凡。說他們是農民吧，無地可種；是居民吧，又無業可從”。
　　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城中村人成了都市邊緣的“游民”——跟城中村在大都市的尷尬境遇一樣：一邊是光鮮亮麗，有大廣場、各種公共服務設施，使人覺得“城市讓生活更美好”。一邊卻陳舊不堪，美髮店、小飯館旁邊就是垃圾場，具有強烈的畫面衝突，更別提完善的公共服務設施了。而城中村人的際遇，更像離奇的小說。
　　趙利文聽說過，某個城中村拆遷，有村民得了補償款，可謂一夜暴富，卻又一夜輸光。一旦拆遷，身份從農民變成居民，搬進單元房，但老幾輩的積習，本性依然。原有的生活技能一下就失去了價值，無法應對迅疾變化的城市生活和喧囂浮躁的商品社會。
　　“城中村從國際化大都市消失了，這個好辦，流淌在血液里的因子怎麼提升？恐怕需要幾代人吧。”這種矛盾和衝突就像待拆城中村處處存在的景象一樣，是攝影師拍不完的素材“富礦”。
　　2013年夏天以來，趙利文在跟蹤拍攝雁塔區河東村一個收破爛的老漢老劉。他的鏡頭並不只是對著城中村的“土著”，還有四海而來的那些世俗底層的人們。
　　老劉住在不到4平米的小房子里，其實就是別人家屋檐下的一塊地方，捲閘門拉下來就算是屋子。一邊收破爛，一邊修鞋，一個月掙不到2000元，還收養了個患有精神病的女人當媳婦。
　　“日子看起來很艱難，身上卻有一種都市人缺乏的快樂。你想不到吧，那女人總是樂呵呵的，很愛美，別人扔了的破包包，她收藏了30多個。”趙利文感慨著，他鏡頭裡的世俗西安，也包括城中村和城中村人，被評論家贊為“流動著清明上河圖般的氣息”。
　　單從環境改善來說，趙利文也支持城中村拆遷改造，認為這是件好事，畢竟這是時代不可抗拒的發展。只是，城中村內在的世俗氣質，也可能要一併消失，只能留在影像里麽？趙利文一時還沒想明白。
　　城市化好是好，就是住了樓房不接“地氣”了
　　和趙利文一樣，這幾年，46歲的王智也常常往城中村裡鑽，行走在即將拆除的巷陌里，尋找那些行將就木的老人以及只有他們才通曉的絕技。“西安隨便拉一個村，都有重大的文化信息，散髮著歷史的氣息。”
　　王智是西安市群眾藝術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主任。城中村躍入他的視角是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。那時他剛結婚，在東關的一處城中村租房住了三四年，10平米的小房間月租70元，“廁所老遠，要騎著自行車去。”他記得家門口是個打燒餅的，“花乾夾饃，才三毛錢。”一大早，每每被走街串巷賣豆腐的小販叫醒。質朴的生活氣息讓王智至今念念不忘，“三教九流，豐富多彩”。
　　大約是2005年，王智被抽調到某個調研組，去雁塔區的城中村搞新農村建設調研。有些老人向他抱怨，城市化好是好，就是住了樓房不接“地氣”了。這句話一下“點醒”了王智，開始致力於城中村特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搜集。
　　十月下旬，西安群藝館二樓。王智的辦公室挺大，卻被各色好玩的物件堆得滿滿噹噹。他指著屋子當中的一個木凳模樣的玩意，讓記者猜是乾啥用的。小木凳凳面頗窄，似乎不能坐人，卻顯得很有些年頭。
　　“這是個釘馬掌的小凳。”王智很開心，這是他幾年前從未央區張萬村搜集到的——有最後兩個釘馬掌的老人，六十多歲了，還在給馬匹釘掌。而今沒了村子，沒了馬，自然也就沒用了。“但往文化層面上說，這就不是一個小凳了，而是中國馬文化傳承的證物。”
　　在王智看來，文化和村落是一種共生關係，中國傳統的農耕文化最末梢的根脈是在底層村落，不僅是農村，還在城市與村落雜合的狀態里，“末梢里有大量的文化信息，不加保護，現代城市文明就會使其加速消失。”
　　比如大白楊村，是唐代梨園遺址，近代社火耍得好，也成功“申遺”了，可村子拆了，村民們上樓了，沒地方耍社火。雖說有傳承人，但“香火”難以為繼恐怕是無法輓回的事情了。在一個個城中村走訪，王智也感覺到村民們內心的糾結。原本，城裡居民以職業為生、農民以土地為生，可現在呢——城中村人保留著農民的習慣，只是沒有土地了，曾經的家園沒了，成了“工不工、農不農、商不商”。而心態上更是不可能隨著身份的變化一下調整到位，從而茫然失措。
　　身為西安市政協委員，王智在市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上提交了一份提案，《關於在建設國際化大都市進程中要關註民間街頭流浪藝人的建議》。在多年的城中村調研中，王智發現西安有數千名來自全國各地的民間藝人，吹糖人的、捏面人的，很多人就蝸居在城中村。
　　“流浪藝人的生存狀態也是社會的晴雨表。”北京朝陽區文化館就曾對街頭流浪藝人做過系統調研，甚至舉辦了流浪藝人藝術節。“他們甚至比本地人更熟悉每一條街道的溫度和臉色，更能感受到城市的變遷。”
　　王智認為，流浪藝人是否被一個大都市接納，考驗著這座城市的胸懷和社會文明程度。為此，他建議文化部門挖掘藝人技藝的文化內涵，建議城管部門給予人文關懷，對他們的生存方式多多包容，“不要一腳把攤子踢了”。相關部門隨即復函，表示吸取建議，保護民間藝術。城中村一個個消失，藝人們在這座都市歇腳的地方越來越少，“將來怎麼辦？”王智只能讓自己的腳步跑快些。
　　“村子沒了，慢慢這一茬子人就沒了。也就沒人知道歷史上還有過這個村”
　　“城中村其實就像都市的萬花筒，三教九流，充滿生活氣息。”王智思量著，能不能保留幾個有特色的城中村。
　　但現實頗為嚴峻——別說活人了，就是那些亡者，也到了一種令人悵然的境地。每每於清明時節，在一些城中村村口能看到告示，某天某時，約了一起去某個公墓給亡者掃墓。前文說到的那位“入殮師”寫到：某年送村裡一個故去的老人，“從三兆出來直接去了鳳棲山，三樓一個房房安頓了幾十年來村裡的老先人還沒占滿——拆遷真是省地方，30乘30大的一個方格子，這就是全村人將來的‘家’。”
　　“今後，就再也沒人記得他們了。村子沒了，慢慢這一茬子人就沒了。沒人了，也就沒人知道歷史上還有過這個村子了。”
　　得想辦法留住記憶。王智聽到過許多村民都呼籲寫村史，或是建博物館，“把咱鋤地的䦆頭、拾柴的籠籠擱進去，將來好讓咱娃知道。”已經有人開始這麼做。
　　2009年，西安市未央區提出“百村城改計劃”，要用3至4年時間，完成全區100個村莊城中村改造，強力推進城市化進程。截至2013年4月，該區已累計完成100個行政村（137個自然村）的整村拆除。
　　當100個城中村消失的同時，搶救、發掘、整理、編寫已經拆除的城中村村史，是城改辦的一項創新工作。該辦製作了系列專題片《讓城改告訴未來》，還編寫了一組城中村村史，如《漢宣帝皇親國戚的後裔——王前村的變遷》、《冤案、名人、文物聚集的翁家莊》、《都市裡的村莊——尤家莊》、《西漢美酒漢相蕭何的後裔發現地——肖家村》等。
　　甚至，未央區城改辦當時還策劃創建“未央城中村博物館”，可惜未能實現。
　　一種實體的博物館很難，更難實現的是觀念的轉變。時任西安市規劃局局長和紅星在2006年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說，城中村改造不是簡單地把原來的“村”變成“樓”，而是從城市現代化管理等諸多方面都提出了新問題。
　　這些問題解決的怎樣呢？目前似乎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。
　　“城市化進程勢不可擋，我只是想能否慢一點，慢下來的時候思考一下，對城中村中那些有文化價值的因子保護一下。”王智堅信一句古話“禮失求諸野”，那些散落在都市村莊裡的文化基因，總有一天能重新回歸廟堂。
　　（原標題：和城中村一起消失的還有啥(圖)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