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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報特約評論員王雲帆
　　深入推進醫療改革，逐步解決醫療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均，真正解決群眾看病難和看病貴等問題，才是化解涉醫違法犯罪的根本之策。
　　4月24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舉行新聞發佈會，公佈了近期人民法院依法審理的四起涉醫犯罪典型案例。最高法院會同最高檢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、國家衛計委聯合制定的《關於依法懲處涉醫違法犯罪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的意見》亦於同日發佈。
　　最高法院刑事審判第五庭副庭長馬岩昨日還表示，對其中主觀惡性深、人身危險性大的被告人，在法律幅度內該重判的要依法重判；對罪行極其嚴重依法應當適用死刑的，要堅決依法適用死刑。
　　以死刑來嚇阻某類犯罪多發，這至少說明在最高法院看來，死刑之於犯罪仍然具有最重要的威懾力。如此以“死刑”相嚇阻，顯然有其特定背景。去年以來，因醫患糾紛而引發的惡性事件頻繁發生，醫療秩序廣受關註。
　　嚴打醫鬧、嚴懲涉醫犯罪，只要是在法律範圍內“從嚴”，都是法治的應有之義。其實不論是“兩高”的司法解釋，還是各部委的部門規章，都不能在現行法律之外再設新法，更不用說超越法律“加重”打擊。當一個領域的違法犯罪行為需要三令五申反覆強調依法嚴懲時，這其實正說明，可能已然發生了執法不力、適法不嚴和違法不究等情形。
　　而之所以會有這種種亂象，並不是司法機關不願依法嚴懲，更多是種種外來壓力和干擾逼迫司法不得不讓步。當然，依法懲處也好、嚴厲打擊也罷，這都是涉醫犯罪發生之後法律善後。正常的醫療秩序不獨需要終端的刑罰懲治，更需要預防違法犯罪的前端廣開門路。涉醫案件頻發，與醫療資源失衡、醫療責任模糊、醫療改革不到位以及醫患關係日趨緊張等因素都緊密相關。
　　因此說，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的重任，絕非政法機關所能承受。加強醫療糾紛調解體系建設，疏通醫療糾紛司法救濟渠道，乃至探索推進醫療責任保險等風險分擔機制，都是解決路徑之中。鑒於醫患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，第三方介入調處醫療糾紛更應成為緩和醫患矛盾的重要路徑。自然，深入推進醫療改革，逐步解決醫療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均，真正解決群眾看病難和看病貴等問題，才是化解涉醫違法犯罪的根本之策。
　　相關報道見A05版　　（原標題：打擊醫鬧預防與懲罰需相結合）